难解难分的血与泪：蒙古国为什么对中国又爱又恨？
蒙古国，简称蒙古，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被两国包围的一个内陆国家。蒙古国土面积为156.65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19大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人口约300万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
蒙古国可耕地较少，大部分国土被草原覆盖。北部和西部多山脉，南部为戈壁沙漠。约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首都及全国最大城市为乌兰巴托。主体民族为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此外还有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蒙古语。居民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这是蒙古国如今的现状，但是，在民国时期之前，蒙古国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中国的领土。
早在中国古代，蒙古并没有外蒙和内蒙的分别，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蒙古这片广袤的区域上生存的人们大都“逐水草而居”，骑马奔波，在蒙古历史上，在发展前期，蒙古一直沉浸在混战之中，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多个游牧民族轮番统治，带着野蛮凶悍之气。
除此之外，由于蒙古的极端气候并不适合人们久居，作物也难以在同一地区长久生存，每到冬季，特别是寒冬，蒙古游牧民族的食物、衣物等各种生活物资就会出现严重的匮乏现象，本地缺少物资，在骁勇凶悍的游牧民族看来，没有就去抢，抢到手的就是自己的，因此，每当物资匮乏时，蒙古的游牧民族就开始将视线转移到附近资源丰富的国家，打算靠“打劫”别国度日。
而中国，作为蒙古的“有钱邻居”，时常受到蒙古南下的侵犯，为了应付游牧民族屡次南下对中国的侵犯，古代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展开了长久的攻防战，中国著名的建筑工事——长城，就是国人为了免受蒙古游牧民族侵扰建起的。
当然，中国与蒙古之间的纠葛不止是防守与攻击的关系，明清之前，如果中国的实力弱于蒙古游牧民族，那么中国王朝大多会采用和亲、给予财物等办法安抚和拉拢物资匮乏的蒙古游牧民族，如果中国当时实力强大，那么君王往往会选择直面蒙古的侵袭，出兵蒙古，击退敌军，大扬国威。但是明清时代开启之后，中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局限于这种微妙的“邻居”关系。
1206年，蒙古游牧民族出现了一个至今都令人记忆深刻的伟大领袖——成吉思汗，他稳定了蒙古，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地区自东亚的金朝、西夏外，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建立了大蒙古国，1271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监国托雷第四子，大蒙古国第五任可汗，建立了元朝，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1274年（元十一年），忽必烈命伯颜大举伐宋，于五年后，也就是1279年（至元十六年）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在此时，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彻底汇合，两条起点不同的河流，最终汇聚成一条。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蒙古统治者残暴无道，1351年，元朝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负荷极重的“治河”和“变钞”事件，导致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
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而明朝的开国皇帝、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就在此时受邀投奔郭子兴，在与蒙古统治者所掌军队的对抗争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彻底结束蒙古在全国的统治。中国再次回归由汉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之下。
之后朱元璋又相继消灭四川的明升和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辽东的纳哈出。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在此之后，元朝败退蒙古草原，与中国当时的王朝明朝形成敌对关系，又恢复从前“打劫”过活的生活，经常在边境同明朝发生冲突，两条汇集在一起的河流又再度分开。
从16到17世纪起蒙古开始受到藏传佛教影响，17世纪末时，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蒙古各部联合，清兵入关，满蒙统治者再次成为了中国王朝的接受者，在此之后，骁勇善战的清兵通过前后20多场战争，将蒙古全境纳入清朝统治范围，南下消灭反清势力，收复台湾，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大统一，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一场盛世，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屹立了近三百年不倒，其稳定性为世人所震惊。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蒙古被划入王朝统治范围的前提，要么是中国国力强盛，四方来会的时期，比如唐朝唐太宗时期，要么是蒙古同王朝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候，比如元朝以及清朝，在当时，王朝的统治者皆源自蒙古游牧民族，臣服于王朝，等同于臣服自己的民族的领袖，因此，他们对成为王朝的一部分并不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蒙汉同心的思想，就是从清朝开始盛行的。
但是，在当时，蒙汉同心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统治者必须拥有蒙古血脉，清朝的统治者，不仅仅是当时占绝大数人口比例的汉族人的统治者，他本身更是蒙古各族人的领袖与信仰，他们追随信仰，所以愿意归于清王朝统治，但是，如果统治者变更，不再身具满蒙血脉，那么，在蒙古各民族人看来，他们就没有作为“附属”的必要了。
因此，到了1911年清朝灭亡后，随着统治者的变更，外蒙古借由沙皇俄国的保护宣布独立，不愿再成为后续建立的中华民国的附属，但未得到国际承认，北洋政府成立后，经过与沙皇俄国的紧张谈判，中国与外蒙古、沙俄最终以签订《中俄蒙协约》为结束，给了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以及让沙俄拥有了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到了1921年，外蒙古在苏俄的控制下获得实质上的独立，1945年，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央政府会根据公民投票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最终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法律上给了蒙古国“自由身”。1961年，蒙古国加入联合国开始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自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国的称号再度响起。
蒙古国与中国之间的渊源可谓深长久远、难分难解，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附属”或者“非附属”可以说得清的，或许“爱恨交织”一词可以较为恰当对两者的关系作出理想的概括。
首先，蒙古国与中国之间有“爱”，纵观中蒙之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与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都是有汇集的、是交织的，敌对之时，中蒙是“关系不好”的“邻居”，互相关注着彼此的现状，融合之时，作为王朝的一部分。
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汉族以及汉族地区优渥的自然环境与天然的气候，无论是出于维持偌大王朝稳定运行的担忧，还是实现蒙古“逐水草而居”的族人能够安稳度日的愿景，模仿、学习并习惯汉族的生活方式、适应汉族的生活环境与习俗，安稳下来，是当时的蒙古人必须要学的，不同于蒙古草原的金戈铁马、整日奔波，汉族特有的安稳与舒适，带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逐渐将蒙古人同化，双方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习俗传统，都有融合交汇之处，哪怕到了现在，我们仍旧能够发现，蒙古国人在保留许多蒙族传统的同时，还拥有着许多汉族的特点。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上素来坚持“和平共处”“与邻友好”，蒙古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展现出来的友好态度，也逐渐密切友好，双方之间的交流也愈加增多。
其次，蒙古国与中国之间有“恨”，这份“恨”，一方面源自蒙古与中国在敌对期间对土地和资源的频繁争夺，在争夺的过程中，双方的意向都是较为偏激的，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愿意维持一个稳定、平等的交流，而是试图侵略与攻占对方的领土，在强盛之时，蒙古各族人会试图南下攻占汉族地区，成为蒙汉的君主，在弱势之时，蒙古被迫成为汉族的附属，向对方进贡称臣，而当时的中国的王朝，对蒙古也是持试图掌控的态度，双方之间戾气极重，就算清朝时期二者恢复友好，但是这段互相敌对的历史却不是轻易能够抹去的。
总的来说，蒙古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爱恨交织”，十分复杂，中国对于失去蒙古国一直很懊恼，而蒙古国作为已经独立的国家，基于曾经的敌对战斗的历史因素，一直担忧中国会强势收复外蒙古，让蒙古国同历史上诸多被动的情况一样，“被迫”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如今的蒙古国虽然日渐与中国走近，对中国却并不十分亲近与友好。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与蒙古国能够继续发展合作关系，增进友好与亲近感，和睦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