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它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而长沙临时大学则是源于卢沟桥事变之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南迁。
尽管学校的成立很仓促，尽管办学的条件很简陋，但是西南联大短短八年的历史中，成就了无数大师的赫赫威名，至今为人称颂。
你们看，文学院的胡适、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吴宓、钱钟书、陈寅恪、吴晗、傅斯年、金岳霖；法商学院的张奚若、陈岱孙、费孝通；理学院的陈省身、华罗庚、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黄子卿、吴韫珍、袁复礼；工学院的蔡方萌、施嘉炀、庄前鼎、章名涛、谢明山；师范学院的沈从文、潘家洵、钱穆、沈履，单独拿出任何一个，都可以用“大师”来称呼吧？
当然，不管这些大师有多牛，也得管三位领导叫“校长”，这三位校长又是谁呢？
“老水手”张伯苓
既然西南联大是三校合并在一起，自然也就有三位校长。咱们中国文化是“长者为尊”，缪老师就先介绍这位最年长的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的人生，是传奇的人生，他出身教育（1876年出生在教育家庭），他投身从军（1889年进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进北洋水师实习），最终他又回归教育。
甲午战争来了，张伯苓的强军报国思路走不通了，他毅然转向教育救国之路。在《基督教与爱国》里，他说到：“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他在教育方面的导师有两个人，一个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另一个就是身为“南开校父”的严修。严复用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方式教育和培养了张伯苓，而严修则在任贵州学政期满之后，回乡开办了学校“严馆”，并让张伯苓来“主管工作”。
张伯苓在两位前辈的感召下，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在1904年（28岁）年成立天津私立第一中学，第二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从此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开”二字，便紧紧地跟张伯苓联系在了一起。南开中学逐渐走入正轨之后，张伯苓又四处活动，考虑创办大学，为此他特地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最终在1919年成立了南开大学（43岁）。最早的南开大学只有商科和理科，而现在的南开大学商科、理科依然非常出色。
创办南开大学之后，张伯苓又陆续开办了南开小学、南开女中等学校，这要是放在现在，可是妥妥的“张氏超大规模私立教育集团”。
“留学生”蒋梦麟
如果说张伯苓是北方水手，那蒋梦麟就是南方文人。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曾经在绍兴的中西学堂学习过，中西学堂的监督正是蔡元培，所以蒋梦麟得叫蔡元培一声“老师”。
蒋梦麟曾经自费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上学，此后又考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正经跟着教育家杜威学习教育学和哲学，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
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蒋梦麟回了上海，先是做编辑，后来又做主编，发表了很多跟教育有关的文章，比如《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等。
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虽然经各界多次劝说，但蔡元培执意不肯回校，只同意自己的学生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任职。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招待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两个月之后，蔡元培再回北京大学任校长。
蒋梦麟在北京大学任职多年，后来还担任过浙江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以及民国教育部长等职务。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北大任校长，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治校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实干家”梅贻琦
蒋梦麟算得上是蔡元培的学生，梅贻琦呢，算得上是张伯苓的学生。梅贻琦19岁从南开学堂毕业，到保定高等学堂读书，并在20岁借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会，成为了“留美生”。梅贻琦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专业，25岁学成归国后，他来到清华大学任职。
“说得好，永远不如做得好”，梅贻琦不怎么爱说话，却非常善于实干。清华学堂改制清华大学的过程中，他一直参与其中，曾担任过筹备委员会委员、课程委员会委员、改组委员会委员等不同职务。改制之后，梅贻琦当选教务长，在他的《清华学校教育方针》中，他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
梅贻琦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校长，他不仅提出了研究学术、造就人才的办学目标，还为我们献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金句。
作为一名那个年代典型的“理工男”，梅贻琦也曾有过迷茫，他曾因为不善言辞而认为自己不适合教育，求教老师张伯苓的时候，有过退出教育界的想法。当然，他的执行能力和组织能力在后期得到了加强，否则“无为而治”的治学思想恐怕就落不到实处了。
共同治校，有合作也有分歧
事实上，西南联大存在的过程中，蒋梦麟和张伯苓两位基本不在昆明久居。大多数时间是梅贻琦独自扛鼎，所以在人才的使用上，也多少偏向了清华大学的老班底。虽然有些许不合，但也不影响他们分工合作。
张伯苓常驻在重庆，负责与政府进行事务交涉；蒋梦麟负责对外的事务联系；梅贻琦就专心管理学校。三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令人唏嘘的是三位校长在解放后的人生轨迹：
张伯苓留在了大陆，但是因为曾经担任过“考试院院长”，所以后期遭遇坎坷；
蒋梦麟去了台湾，1961年与比自己小26岁的徐贤乐结婚，落得个人财两空；
梅贻琦离开大陆，辗转法、英、美等国，一直为庚子赔款奔波，1954年来到台湾参与台湾“清华”复校。
最后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物质条件匮乏，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为什么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好了，我们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却依然没有解决？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是缪登峰，十年考察千所大学，家有萌娃深通育儿。
你来关注我，帮你带好家中神兽，助你规划锦绣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