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听说蒋介石骂他软骨头伪君子后晕过去，特赦后方知家财已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解放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短短的3年时间——从1946年7月到1949年6月，国民党军的1064名将军被人民解放军俘获。这些将领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中曾参与或负有多起罪行。一些人的行为甚至令人震惊。但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即使他们的罪行再重，“一个不杀”。而是采取了人道的措施，对他们进行关押和再教育。
1956年1月11日，这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被集中带到北京的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其中，王耀武是其中的一员。在被俘之前，王耀武曾在国民党中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如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的司令长官，并且他还是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的主任、山东省政府的主席以及山东省的保安司令。
这所功德林监狱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庙宇，位于北京城的德胜门外。在清朝的末年，为了改革劳动制度，朝廷在此地建立了“京师习艺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劳改机关。
在20世纪初，1915年，“京师习艺所”经过一系列变革，被重新命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在北洋政府时期，特别是段祺瑞执政时，由司法总长罗文干主导的改造工作使其逐渐变身为国民党北平的“第二模范监狱”。这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此遭受的不幸命运。
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地不再是旧时代的阴影，而是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地方。
王耀武，黄埔军校的第三期毕业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长期得到蒋介石的厚爱和任用，而且曾经担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74军的军长，并且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中首位出任方面军总司令和省政府主席的将领。
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三李不如一王”。这里的“三李”指的是黄埔第一期的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而“一王”则是指王耀武。他们四人同为山东之子，且都是国民党军中的知名将领。
王耀武的军事才能是无可争议的。他坚信“严守军纪、公正处置”，视之为军队管理的关键。他要求部下做到“廉洁、务实、勤学、高效”，并亲自走访连队传授经验。他还将这些宝贵的经验整理成册，命名为《从做人到作战》，并下发至各级部队，让它成为基层军官的参考手册。
总的来说，王耀武的军事才华和领导能力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独树一帜，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军事巨擘”。
在红军的早期岁月中，王耀武是我们的强大对手。红十军团曾在皖浙赣交界的谭家桥和怀玉山与王耀武的部队两次交战，结果均告失利。这两次战斗导致红十军团的大量将士英勇牺牲。其中，红十军团的重要将领，如副军团长兼第19师师长寻淮洲、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20师师长刘畴西以及后任19师师长王如痴和21师师长胡天桃，不幸战死或被俘。
到了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王耀武遭遇重大挫折。他在山东的部队遭受失败后，王耀武选择了化装潜逃。不过，在寿光境内，他被我军抓获。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年解放济南前我军的口号。我对王耀武的名字最初的记忆，便是来源于电影《解放济南城》中的这句标语。
当王耀武被关入功德林，他发现了不少同样身为战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和文强。在看到这众多的将领时，王耀武写下了感慨的对联：“早进来晚进来，终将入此门；先走或后走，终有离开时。”并配上横批：“尽都聚此”。
文强，国民党的中将，曾是国民党徐州前进指挥所的副总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作为黄埔军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他和刘志丹、林彪是同班同学。他出生于1907年，是湖南长沙人，且为历史上名将文天祥的23代后裔。
在某一次闲暇的聊天中，王耀武好奇地询问文强：在自己被俘后，曾在电台发表过的讲话，国民党是否有过什么反应。
当王耀武提及自己在被捕之后，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讲时，他详细引述了其中的内容：
“我首先想阐述济南失守的诸多原因。尽管守卫这座城市的军队有十万人，且战备物资充足；城郊的防御工事在过去两年里也得到了持续加固。然而，在短短的八天战斗中，我们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即使吴化文未发起内部叛变，结局也已注定。究其原因，便是国军缺乏真正的信仰和理想，与民众背道而驰。正如古人所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对于王耀武的这番话，文强回应：“蒋介石在听到你的广播时，激愤得直接摔碎了收音机，并称呼你为‘软骨头、伪君子’。”
这两个形容词，虽不具太大的攻击性，但其含义却带有深刻的侮辱之意。
文强的话音未落，王耀武已经因为震惊而晕过去。
事实上，文强并没有夸大其词。石祖德，当时的总统府侍卫长，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蒋介石在听到王耀武的广播时，怒气冲冲地破坏了收音机。
王耀武是一个敏锐的人，他积极地进行自我反思和改造，并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担任了学习委员的职务。
到了1959年2月，王耀武得到了特赦，再次获得了自由。同他一同获得特赦的，还包括了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九位重要人物。
在获得特赦后，王耀武迅速联系了他的妻子郑宜兰，期待着与她团聚并取回他过去积累的巨额财富。然而，事与愿违，郑宜兰和王耀武的副官王相宾已经从香港移居美国。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对刚刚从特赦的欢喜中复苏的王耀武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
王耀武身心受创，一度病重。在疾病的折磨下，每当有朋友前来探望，他都会情感澎湃地表示：“我，王耀武，生前英勇，尽管战败被俘，但共产党还能释放我，赦免我的过错。然而我最亲近的妻子，居然对我心存背叛，此生无法平复。”
沈醉，曾与王耀武在功德林一同接受改造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了王耀武这段心灰意冷的经历。
然而，王耀武与郑宜兰的女儿王鲁云对这段历史持有不同的看法。她指出，尽管母亲确实与王相宾到达了香港，但他们并未共度人生。郑宜兰与王耀武离婚，并不是为了与王相宾在一起，而是为了让王耀武有机会开始新的婚姻。
但王鲁云的这一说法并不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与王耀武同时被特赦的杜聿明，他的妻子很快从国外回国与他团聚。人们普遍认为，即使郑宜兰决定与王耀武离婚，她也应当返还部分财产。据悉，她当时携带的资金相当庞大。毕竟，在王耀武掌权的时期，他积累的财富绝非小额。
在周恩来总理的推荐下，王耀武在重新获得自由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每月工资为150元，这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薪酬。
在1963年和1964年之间，王耀武频繁地参与了国庆等重要活动，并在中南海及颐和园被周恩来等中共及国家领导热情接待。
到了1964年冬天，王耀武受邀成为了全国政协的正式委员。
然而，到1968年，王耀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共同为王耀武、溥仪和廖耀湘举办了追悼会，并将他们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