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跌破1%，生育成本却几乎全球最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六点七七，这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一千万。此外，我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三年跌破1%，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需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养育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GDP总额为990865亿元，年末总人口为141008万人，人均GDP为7.03万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零到十。七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18岁，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
在此，我们可以把养育成本做一个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中，北京和上海家庭零到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96.9万元、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零到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29.3万元，贵州省家庭零到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3.3万元。
其中，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为1万元左右。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这项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为1.5万元。
前面估算的养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费用事实上，育龄家庭养育孩子还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和照料孩子的时间，孩子在三岁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这三年都是时间成本。
如果雇佣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三岁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儿所，可以减少时间成本，但要增加费用成本。三到五岁的孩子都送去幼儿园，可以减少家长的时间成本，不过接送孩子去幼儿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六到十一岁的孩子上小学，也需要家人接送，辅导孩子做作业也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最直接的时间成本是休产假。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最近各省份修订的新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其中多数省份的产假延长到158天，并新增育儿假。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抚养，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另外，如果产假过长，会导致女职工、女职场长期脱节，过长时间离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目前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他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目前在中国，三岁以下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若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家庭开支。
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零至三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把零至三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这将有利于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的GDP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2022年1月，在国家卫建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建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降到1.64个。
在社会严重内卷的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至2.55个。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至2.6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当今中国不但生育成本过高，而且结婚成本也过高。
农村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价彩礼，城市结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价，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七年下降，也创下了自2003年以来近17年中的新低，报告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
我国在房价和教育的方面的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如果不能提升现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迅速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和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
报告预测到2050年减少到十二点六四亿两千一百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明显减弱。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应该推出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来降低养育成本。
尽管各地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四川省攀枝花市给予生育二以及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三岁，甘肃省临泽县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万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三岁，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对生育二孩以及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中国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6:9，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2到4，如果按照未来的出生率是百分之一来计算的话，每年需要百分之三五的投入才能把养育成本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国家层面才有这样的财力出台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建议全国层面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报告还提出了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几点建议。首先是通过现金补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予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预估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在住房方面也要进行一定的补助，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预估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其次是增建托儿所，建议把零至三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新建至少10万个幼托中心，按照零至三岁有四千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万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四千亿左右的财政补贴。预估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万的孩子。还有提供男女平等的预产假，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教育改革。
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且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减少也将影响到规模效应和综合国力。中国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近乎全球最高的生育成本，有必要通过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来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鼓励生育降低生育成本，短期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鼓励生育降低生育成本，有助于提升民众幸福指数。人民安居乐业，民族伟大复兴。相信经过一系列谋划长远、务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定能重新提振中国人口和生育，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