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层的生活》：专栏作家化身底层劳工，探索贫穷背后的秘密
1996年，因为克林顿政府对福利制度的修改，将近400万妇女不得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依靠6-7美元的时薪生活下去。《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隐藏起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潜入美国底层社会，切身去体验底层民众的挣扎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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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程度的贴近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艾伦瑞克为自己的底层生活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她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名当了全职主妇多年的离婚妇女，为了实验的科学性，她给自己制定了三项原则。
第一、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她本人真实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不动用现有资源）；
第二、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且想办法保住它（尽可能多挣钱）；
第三、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情况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尽可能少花钱）。
就这样，她踏上了“在底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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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3个不同的城市（弗罗里达州、缅因州、明尼苏达州），流转不同的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遇到了许多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同事与上司。
然而，无论换什么城市什么工作，艾伦瑞克都没办法摆脱在“贫困线挣扎”的困境。贫穷，这个在富人眼里等同于懒惰的误会，也在她的体验中逐渐被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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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她“底层生活”的体验中，贫穷背后的秘密也逐渐浮现。
薪水太低而租金太高
大多底层民众所从事的是服务业和零售业工作，这些工作的地点通常在富人住处附近。因此，底层民众必须在长距离通勤和高得吓人的房租之间做一个选择。选择更短的通勤距离，就必须为了支付相应的高房租多打两份甚至三份工；选择更低的房租，就不得不每天在长距离的上下班路上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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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的时薪通常只有6-7美元。看起来这个数字折合成人民币是很可观的数字，但实际上，房屋租金折算成人民币的数字更可观。
艾伦瑞克最接近收支平衡状态的时候是在缅因州波特兰。那时候，她一周工作7天，每天做两份工作，一个月的税后收入大约是1200美元，房租是480美元，房租占收入的比例是40%。然而，这个租金只是当地淡季开始时候的租金，假若进入旺季，一周的租金就高达390美元，这意味着，即使不吃不喝，一周打两份工干7天也付不起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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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要一年到头钱都够用，艾伦瑞克就必须在旺季来临之前的几个月（1999年8月至2000年5月）存到足够的钱，至少能够支付承租公寓所需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租金。按艾伦瑞克的推算，她应该能存到800-1000美元，前提是在这期间，她的车不出故障，她自己也不生病，但月复一月的每周连续工作7天不休息，实在很难保证。
贫穷的“摩擦”
艾伦瑞克在底层生活过程中有一个很困扰她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理论，所有的“经济人”应该都是奔着更高的薪水去的。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薪水的普涨，“经济人”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奔向更高薪水的工作，或者逼迫现有雇主涨薪才对。
然而，她曾经工作过的所有雇主似乎都没有“给员工涨工资”这个想法，而是想尽办法、绞尽脑汁拒绝加薪。与此同时，她的同事们也似乎并没有反抗的动作，就这样任由雇主的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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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到的原因有两点：
①越贫穷，行动力越受限
艾伦瑞克为了让自己的“底层生活体验”呈现给读者的时候不至于全部是在等巴士，所以，一开始就假使“下凡”的自己是个“有车一族”。然而，真实的低薪人士则很多是没有车的。这意味着，他们每天的上班下班，必须依靠一个有车的朋友。若改变工作地点，很可能就意味着交通问题无法解决。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但很显然，行动力会十分受限。而那些有车的低薪人士，油钱会成为另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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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金钱禁忌
经济学理论里所有“经济人”都应该自然而然的奔向更高的薪水，前提是你知道哪里的薪水更高。
然而，低薪工作者所能获取到的“征人看板”和“招聘广告”大多对薪水避而不谈。因此，谁在哪里赚了多少钱这种事，只能靠口耳相传。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主流社会氛围下，谈工资就是一个禁忌，而雇主恰好可以拿金钱禁忌当靠山。许多工作甚至明文规定“不得交流薪水问题，否则开除”，虽然这是违法的。但并不重要，因为开除的原因是交流薪水，但理由可不会是这一个，随便找个错处就能把这个倒霉的人给开了。
被剥夺的自尊
①基本人权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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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瑞克在底层生活最震惊和愤怒的时刻就是得知自己的皮包有可能被无端搜查。当时她做一份女侍的工作，管理层以她的皮包可能夹带偷来的盐罐和其他有害物品为由警告她——她的皮包随时可能被搜查。
在艾伦瑞克看来，皮包可能随时可能被搜查这一点，让她感觉像是衣服上少了几颗扣子，没有丝毫安全感可言。可是，在她下班后打电话四处询问竟然得知，这项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只要那个皮包是位于上司拥有的财产上。
除此之外，药物检测是另一项让人极度不舒适的事情。
在某些检测的过程，女性员工必须在一名助手或者技师面前脱得只剩内衣，并尿进一个杯子里。那些原本只能在医疗或心理治疗情况下才能暴露给陌生人的隐私，全然不被在乎。
②社会阶序的压迫
许多企业主处于对阶级（也可能是种族）的偏见，他们通常不信任自己雇员所属的族群。于是，他们花费大量的金钱对雇员进行高压管理和药物/人格检测。
然而，为了维持高压管理的高花费，压低雇员的工资成为必然。
与此同时，低薪雇员们由于一开始就被当成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对待，假若再有一个经理或者所谓的客观规则在不停的提醒他们——你在这个社会序阶内处于一个多么低的位置。慢慢地，他们就真的开始接受这种不幸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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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只幼年被一根木桩束缚的大象，即便长大，却再也逃脱不了那根束缚它的木桩。
共谋的沉默
①被隐身的穷人
Ⅰ、官方数据的计算方式落后
美国官方计算贫穷的等级是以食物费用占比平均家庭预算为基准。这个数值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24%降至1999年的16%，因此，在美国官方看来，贫穷指数是降低的。然而，官方并未提及的是，同期的租房费用占比从29%升至37%。
艾伦瑞克说：
非要用食物费作为计算家庭预算的基础实在没道理。如果硬要这么算，不如干脆把平均花在漫画或牙线上的费用当成基准来加乘，然后（在纸上）整个抹消掉贫穷这件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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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穷人的“消失”
20世纪60年代，人们关于穷人最多的讨论通常是在自己的旧城区“发现穷人”，或者在哪里发现“零星贫民区”，到1999年，人们关于穷人最多的讨论却是“穷人的消失”。
当然，这只是看起来“消失”了而已，或者在统计学数字上消失了。实际上，这些“消失”的穷人只是拜一些寄卖店和沃尔玛之赐，把自己乔装成生活得更舒适的阶层。
Ⅲ、富人的主动隔离
随着公立学校和公共服务的日趋恶化，富人们越来越不想跟穷人共享空间与服务。他们会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在私人空间（健身俱乐部而不是当地公园）度过闲暇时光；他们不再搭乘公交与地铁，而是从混杂着许多居民的普通小区搬到市郊有门禁或警卫的豪华大厦；他们不再想要担任救生员、女侍等工作，也不会在假期去酒店当清洁工体验不同阶层的生活。
就这样，穷人消失了，至少在富人目之所及之处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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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顶层与底层的割裂
《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原本是属于顶层20%人群的，为了深入底层调查，她人为的在底层20%的人群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调查结束，她回到了原本的20%顶层。让她震惊的是，当她回到上层中产阶级之后，她身后那扇曾经通向底层生活的大门忽然就关闭了。
她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起来，需求能够被满足，问题能够被发现，说话能够被倾听，而且几乎不需要一个外力中介。
“每天有数百件小事情可靠又例行性地完成，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有人帮你做好的。”
她感到困惑却又无比真实。
是的，富人较之于穷人有着过分庞大的权利，他们对穷人的生活影响巨大。因为，决定要实施哪些福利，最低工资多少，以及制定怎样的法律对待劳工的人是富人阶级，穷人只是被迫接受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