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简历个人资料简短（商业人物之任正非：风雨三十年，任正非究竟凭啥在企业界独领风骚）

好人长安君原创作品

在女儿归国后，任正非再一次隐入舆论看不到的地方。

一切就像回到了从前，他在自己那张书籍胡乱摆放的办公桌前，通过在心声社区的一次次发言，继续隐隐掌控着华为这艘巨舰的航行方向。

也许有心人已经发现，任正非正在迅速地淡出舆论的闪光灯，华为也在某次誓师大会之后又一次将火种播撒出去，重新踏上星火斑驳的征途。

我想也许是时候写一写这位老人，同时也透过他的身影，看一看时代的波澜壮阔。

1987年:人生灰暗时刻的一次选择，乘上了时代的顺风车

因为影像资料的稀缺，我们对任正非创立华为之前的岁月所知甚少。

公开资料显示，任正非于1944年10月出生于贵州安顺，1963年19岁的他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大学（现在的贵州大学），毕业后就读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跟随当时的一个工程从头干到尾，1983年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才复员转业到了深圳工作。

这十年之间发生了一件事，足以成为任正非青年时期的巅峰时刻。1977年，技术员任正非发明了中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此事被登上当时的人民日报头条，并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翌年任正非参加了著名的1978年科学大会。用现代的话讲，任正非是个当之无愧的技术大牛，并且自学了三门外语，对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都进行了系统学习。

后来创业后选择程控交换机，乃至于再之后对于技术研发的坚持，也许都能从其青年时代找到根源。

青年任正非

复员后的任正非在一家国企任职，坊间传闻任正非在公司里混得一般，我从财经记者孙立科所写的《任正非传》里找到了关于这段经历的一个描述：

“任正非在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公司里做得很有成绩，但是任谁也想不到，看似波澜不惊的表面下实则隐藏着个巨大的危机——来自商海的风险落到了他头上，那是一项很意外的经济往来，毫无理财经验的任正非被一家居心不良的贸易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200万元，且不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价值，即便搁在今天，也可以说数据巨大。损失这笔资产，任正非在南海石油集团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久，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地方”。

从这段描述中其实能看出任正非在那家企业依然风生水起，只不过还是低估了当时某些商人手段的卑劣，最终因为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而不得不离开。

而且祸不单行，任正非在这次被骗事件后，紧接着遭遇了家庭危机，并最终与第一任妻子孟军离婚。

这也许是任正非一生之中最为灰暗的时刻之一，但是当时背负着数百万负债、家庭破裂、职场失意以及年过不惑的，反正够倒霉的中年人任正非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集资21000元，创立了一家名为华为的公司。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猜测为什么任正非能够一直如此硬气的时候，也许从这段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左二为李一男，右三为郑宝用

1987年，深圳。

这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桥头堡，就在三年前的1984年，邓公第一次南巡来到这座年轻的城市，并为改革开放发声站台，这是邓公主政后最重要的两次南巡之一，它给深圳这座刚从小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对于经济发展的呼声，这也为深圳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商机，但是有一点我估计大家想不到，华为最初的业务跟技术八竿子打不着。

华为在创立初期主要做一些贸易，搞过减肥药批发，甚至还咨询过墓碑业务的可能性。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才接触到了交换机业务，并且最初是个小代理商，后来竞争对手太多，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装。

就这样一步一步，1991年的时候，任正非意识到如果要想在市场上好好生存，就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于是在当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的三楼，集中全部力量，开始了破釜沉舟的自主研发之路。

1993年年末，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这是华为发展历史中第一个举足轻重的产品，它以比国外同类产品低三分之二的价格，为华为占领全国市场奠定基础。

在这段历史中，李一男是最大的功臣。

1995年，C&C08交换机通过邮电部的生产定型鉴定，与此同时这一年中央提出了“村村通”工程，凭借这一宝贵契机，华为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

随后时间来到1996年。

1996年：骤然做大之后，任正非请人为华为量身打造了一部“企业宪法”

在华为至今35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很多闪光时刻，1996年是一个很容易被外部忽略，但在华为内部却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而这种关键时刻的决策，也很能体现任正非的过人之处。

在同一年，由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在个人电脑领域首次位居国内市占率首位，年度销售额达到95亿，仅海外营收就超过7亿美元，这标志着联想彻底地走向“贸工技”路线。

相比联想，华为像个暴发户，这迫使任正非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有了钱以后的华为，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

外部市场环境千变万化，通信设备领域内卷日益严重，利润空间正在迅速下降。

而更闹心的是公司内部，随着这几年的扩张，人员猛增，管理混乱，研发效率低下，而且出现了山头主义。

思考的结果就是促成了两件事情的发生。

第一件事，任正非直接授意组建华为中央研究院，也就是2012实验室的前身，全面负责华为相关业务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以及探索新技术。

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多么巨大的轰动，但是从后往前看，当我们后来惊叹于华为在通信设备领域所获得巨大成功时，很难不佩服任正非的前瞻性。

与第一件事相比，第二件事对于华为更为重要，那就是任正非启动了一次被载入史册的管理改革：1996 年 3 月，华为公司邀请外部专家参与，共同成立了《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两年后，经过九易其稿，《华为基本法》最终于 1998 年 3 月 23 日定稿发布。

《华为基本法》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 6 章 103 条，长达 16000 多字。它详细规定了华为的基本组织目标和管理原则，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核心价值观，是华为所有管理制度的起源，也是所有华为人的行动准则。

在此之后，任正非开始有意识地引入国际领先企业的管理经验，并斥资40亿元，引入了IBM的管理体系，并向所有员工放狠话，“谁要是抵触变革，谁就离开华为”。

与这次管理改革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被称为“华为之母”的孙亚芳。

被称为“华为女皇”的孙亚芳

2003年：任正非与华为的至暗时刻

1996年很快过去了，在这之后，华为在内部改革与外部扩张中越来越庞大，但与此同时，任正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担心华为的前途。

这主要来自于经济形势的变幻莫测，1997年，包括东亚、东欧等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持续数年，而后是互联网泡沫破灭，这导致21世纪的前两年全球通信设备行业遭到重创。

时间来到2003年，这是华为和任正非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早在两年前的2001年3月，任正非就在企业内刊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华为的冬天》，在之后的两年里，华为果然深陷危机。

首先是任正非对于CDMA 和小灵通业务发展的错误判断，造成竞争对手大幅拉近与华为的差距；其次就是两个著名事件，“港湾事件”和“思科事件”对于华为的沉重打击。

港湾事件的主角就是前边提到的李一男，他26岁就被任正非破格提拔为华为副总裁，在华为的技术部门一直处于核心地位。

2000年，华为启动了一个内部创业计划，鼓励入职两年以上的员工申请内部创业，成为华为的代理商。然而任正非没想到李一男报名参加了这个计划，随后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设备，北上创立了“港湾网络”。

如果只是代理，可能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不久之后，李一男走了当初任正非的路子，自研产品，并且获得了成功，他甚至还从华为挖人来补充自己的技术团队。

后边的故事就不多说了，华为打败并收购了港湾网络，李一男重回华为，只不过一切已经物是人非。

这件事对于任正非的打击相当大。

与港湾事件相比，让任正非更为担忧的是思科事件。

2003 年 1 月 22 日，美国思科公司正式发起针对华为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思科提交的起诉书长达 77 页，内容包括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 21 项罪名。如果完全按照思科提出的赔偿方案，华为预计需要赔偿上百亿美元，直接破产倒闭。

这件事的发生，首先让华为的业务承受巨大压力，许多合作伙伴都与华为暂停了业务往来。

其次也给已近花甲之年的任正非带来巨大压力。

这一年大概也算是任正非最为灰暗的时刻之一。

首先是亲人离世，这让他的情绪一直低落。而后是抑郁症的复发，失眠、情绪失控等，这种糟糕的个人状态让他对华为的前途极为悲观。其实也很能理解，这个时候李一男已经彻底与华为决裂，用人上的失误造成的巨大挫败感，以及在技术决策上的失误，再叠加这种来自海外巨头的天价索赔。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任正非心灰意冷，以至于想卖掉华为，当时甚至已经跟摩托罗拉方面的代表谈妥了价格，并在海南提前开party庆祝，就等对方美国总部开董事会通过。

似乎上天也想让这个故事变得更传奇一点，于是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化的事情：时任摩托罗拉掌门人因为股价的低迷而被董事会罢免，新掌门人认为75亿美元的收购价过高，于是否决了这个收购协议。

而后不久，诉讼也出现了一个突破点，华为跟思科的竞争对手3COM合作，3COM 公司 CEO 专程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

2003 年 10 月 1 日，华为与思科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接受第三方专家审核，并将官司暂停 6 个月。后来，检查结果表明，华为并不存在侵权行为。

华为也因此过了这次危机。

但当然，华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诉讼期间的业务停摆严重影响了华为自身的现金流，为了度过危机，华为不得不在随后几年出售自己的资产，以获得急需的资金。

2006 年后，熬过了几次重大危机的华为，终于凭借国际 3G 市场的复苏，走出阴霾，回到正轨。华为重点投入的 3G WCDMA 和 4G LTE，开始为华为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之后数年，开启了海外攻城略地高歌猛进的征程，并最终坐上通信领域的第一把交椅，成为中国科技崛起的一张光鲜名片。

可以这么说，2003年的至暗时刻之后，华为基本再没遇见过生死攸关的时刻，哪怕是2018年以来所遭遇的来自美国的史上最严厉制裁，也没有让这家后来居上的通信巨头陷入生死危机。

很多人在华为名声大噪之后，开始追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华为为什么能够扛住这样的冲击，比如说华为究竟独特在什么地方，竟能在技术领域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张名片？

很多人将目光聚焦于这位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看向了在他一手掌控下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

在明面上，华为把这种发展成绩主要归功于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华为着重展示着自己在研发上的投入，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所以很多人都将华为的成功归功于2012实验室，归功于任正非对于技术研发的坚持。

但实际上，让华为如此与众不同的，除了任正非对于技术的推崇之外，还包含着他基于对人性的洞悉所设计的几个有趣的内部管理制度。

2011年：任正非发了一篇文章，首次披露华为两个独特制度的由来

2011年，华为除了余承东正式登场，开启属于他的消费者BG时代之外，还有一件小事，在这一年的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的心声社区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一江春水向东流》。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看看，这篇文章是一个全面回顾，写下了任正非创立华为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包含着制度设计的初心，以及自己对于管理的感性认识。

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透露了华为特有的“全员持股制度”，也第一次讲述了华为轮值CEO制度的建立过程。

在我看来，让华为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有趣的制度设计。

先说说全员持股制度。

任正非在原文中如此写道，“……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三十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这个制度就不展开来讲，大家只需要知道简单的两点即可。

第一，华为工会股权与任正非股权比例大概为99:1，华为工会股权归全体华为员工持有；

第二，股份没有决策权，只有分红权，每年根据员工持股进行分红，兼顾了决策独立性以及员工利益。

放眼世界，这样的全员持股制度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种制度也为华为吸引人才、激励人才提供了巨大的向心力和推动力。

这也是华为最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的一项制度，因为没有哪个创始人能够像任正非一样愿意跟所有员工分享发展红利，并且将这种制度“着为永例”。

除了全员持股制度，另一个有趣的设计就是轮值CEO制度。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

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

这里其实很能体现任正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不能迷信自己，更要提防成功过后的路径依赖。

轮值CEO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弱化华为的核心决策能力，反而增加了高层的全局把控能力，让华为多了几颗能够着眼全局的脑袋，并且是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

任正非的另一个考虑则能体现出他达观的人生态度——人固有一死，我死之后，华为该怎么走呢？所以轮值CEO制度的另一层考虑，其实就是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或者说解决华为在任正非之后该如何走下去的问题。

他没有和绝大多数企业家那样，将华为视为私产，而是建立起一个继承人制度，让有资格的人为华为掌舵，仅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华为的强大顺理成章。

当然也许有一天，饱经历练的孟晚舟会作为轮值董事长出现在世人面前，任正非的这项制度设计也会被人质疑，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这项制度的价值，以及这位老人的智慧与远见。

2018年3月22日，华为发布公告，任正非不再担任副董事长，变为董事会成员。

自此之后，任正非逐渐退出华为的日常事务管理。

2018年及之后：为了女儿和华为而奔波，最终事了拂衣去

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在2018年基本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但是随着美国在下半年陡然变本加厉的制裁动作，以及12月底“加拿大非法羁押孟晚舟”事件的发生，让这位老人不得不再次活跃于人前。

而这一次，相比企业家的角色，任正非多了一个“老父亲”的人设。

根据统计，任正非自从1987年创办华为后，直到2019年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不超过10次。

2019年1月15日到17日，仅仅三天，任正非却一改低调脾性，与国内外几十家媒体见面，甚至首次接受国内电视央视节目《面对面》的专访。而且这次访问还说到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任正非曾主动放弃“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称号，称开会时坐不住两个小时。

对外的宣传中，任正非说自己是受公司公关部要求，迫不得已，但是联想孟晚舟事件，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一位父亲的无奈之举。

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的王育琨在《任正非向北走》这部书中写道，“一年多以来，任正非先后接受3000多个中外媒体人的访谈，无论是记者挖坑还是剑有所指，任正非都微笑以对。微笑即光明，微笑即能量，微笑即赋能。给自己赋能，给记者赋能，给员工赋能，也给天下有心人赋能。”

所有人关注的是华为在这两年里所遭受的美国的极端制裁，但我们却忽视了任正非所背负的两个角色，他自己也必定要承担来自这两个角色各自的重量。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看了任正非长达一百多万字的采访录，如此说道，“中国悠久的历史上，算得上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任正非对于这些对华为与自己的褒奖云淡风轻，回应只有一句话，“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

他依然奔波于事业，为女儿，也为华为，就像曹操那首《短歌行》中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21年国庆节前夕，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到祖国。

在此之后，任正非公开露面的机会只有寥寥数次，也都是华为的内部事务。

也许这一次，任正非终于可以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能再次安安稳稳地思考华为的未来。

写在最后：“悲观者往往正确，而乐观者更容易成功”

故事的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任老最大的闪光点是什么？

虽然个人的成功往往离不开时代巨大的助推作用，但是在十几亿人之中脱颖而出，建立一个强悍无匹的科技帝国，能够做到这一切的人，必定有着处于时代之巅的过人之处。

当你看过任老一路走来的经历，你觉得这个过人之处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答案是，它在洞悉人性、知晓世事残酷的前提之下，依然拥有的一种品格——乐观。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啊。

很多人在最初都拥有乐观这种品格，但这种乐观往往建立于无知或者天真之上，我们还不知道世间有那么多残酷肮脏的事情，不知道人性的复杂与黑暗，更不知晓做事情的艰难与曲折。

而当我们不断长大，经历过这一切，很多人会变得悲观，或者偏激，或者麻木，或者狭隘，或者畏惧，而且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悲观往往会得到验证，毕竟人性的卑劣通常不会让我们的悲观预测落空。

但有一些人经历这一切，了解这一切之后，依然选择乐观，并因此获得改变现实的动力与能力。

我认为任老最大的闪光点就在于此。

在那么多的灰暗时刻之中，在那么多次的打击和绝望之中，他都能以过人的乐观重新站起来，总结失败，自我反省，然后鼓舞自己，鼓舞自己的伙伴，微笑面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同时推动着所有人继续向着设定的目标前行。

这就是任正非的半生经历告诉给我的一个道理——悲观者往往正确，而乐观者更容易成功。

也送给你们。